此詩可分四段，旨在企盼如胡馬客之名將，綏靖邊患，生動刻畫了邊地民族的驍勇善戰和風俗生活，以及戰爭的殘酷，表達了對人民的同情和渴求和平的愿望。

　　詩的一開頭就贊嘆“幽州胡馬客”的驃騎與威猛。所謂的“幽州胡馬客”應該是指安祿山手下那些橫行無忌的“壯士”，也就是安祿山私養的奴才。大多數是契丹等少數民族勇士，力大無窮，身懷絕技，被安祿山收為義子。因為多是胡人，所以就不乏有碧眼金發之輩。這些勇士帶著用虎皮做的冠帽，笑拂著兩只利箭，有萬夫不當之勇。胡人張弓搭箭，彎弓如張滿月，能把白雁射落在云端。胡人雙雙掉鞭而行，游獵馳向樓蘭，胡人一出門就不顧身后之事，慷慨報國，義無反顧。可惜這些勇士選擇安祿山為主子，所謂的報效國家恐怕也只是“幽燕”這個小朝廷。

　　詩人在作這段描述時心情頗為復雜。一方面任俠尚武的性格使詩人對這些年青勇士的高超武藝和絕技絕活發出由衷的贊美，對這些勇士報效主子的忠心也發出由衷的贊嘆。也許是剛到幽州時李白對安祿山的野心認識還不足，有的學者說李白當初甚至有立功邊疆思想，在邊地習騎射，后發現安祿山野心，登黃金臺痛哭，不久即離幽州南下。這樣看起來李白說“出門不顧后，報國死何難”也就可以理解。可是另一方面，李白對這些勇士也有隱隱的擔心，這些勇士愈健壯、武藝愈高、對主子愈忠誠，那么日后對李唐朝廷的威脅也就愈大。“雙雙掉鞭行，游獵向樓蘭”兩句看似平常，其實也滿含隱憂，游獵向樓蘭是要經過中原腹地。而且“樓蘭”一語暗指國都長安。

　　接著詩人又用借古諷今的手法用“匈奴”犯邊的故事來寓含對國家將或發生戰亂的隱憂。所謂“天驕五單于”一般認為是西漢后期，匈奴勢弱內亂，分立為五個單于：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呼揭單于、車犁單于、烏藉單于，五單于互相爭斗，后為呼韓邪單于所并。其實在這里，“五單于”是泛指匈奴各部首領。在冒頓單于的統領下，匈奴屢屢來犯，侵犯了今河北、山西、陜西及河套一帶，不僅給剛剛建立起來的西漢王朝以莫大的威脅，而且嚴重破壞了中原的社會經濟。由于漢初政權初建，國力較弱，不足以抵抗匈奴的侵擾，故只得采取消極的和親政策，以公主嫁給單于，并歲給絮、繒、酒、米、食物，直至武帝即位，采納抗戰派的主張，發動正義的防御性戰爭，才把匈奴的侵擾勢力擊退。

　　詩中所說的“燕支山”又名“焉支山”或“胭脂山”，在今甘肅河西走廊一帶，是漢以前匈奴渾邪王與休屠王的駐牧地。在更早的時候，原屬月氏和烏孫的游牧地區，后來月氏和烏孫先后西遷至今伊犁河流域，這一帶才被渾邪王和休屠王占領。燕支山的草原上不僅水草豐美，據說還產一種花草：胭脂草，能作染料。《五代詩話·稗史匯編》說：“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紅藍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故舊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婦女馬上笑，顏如赪玉盤”即是對此的生動寫照。燕支山草原是渾邪王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和大本營，所以才有“雖然居住于燕支山，卻不怕朔風冰雪寒”的慨嘆。西漢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霍去病兵出臨洮，越燕支山，大破匈奴。匈奴失此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詩人還用驚秫的筆調描寫了征服匈奴戰爭的慘烈和悲壯：“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雪白的鋒刃上流灑著赤紅的鮮血，連茫茫的流沙都被染紅。“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嘆”，詩人關注的不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名將，而是那些被戰爭機器摧殘的疲憊將士和因為戰爭而動蕩和民不聊生的社會。

　　盡管匈奴的戰事業已久遠，然而幽燕胡兒蠢蠢欲動、殺氣騰騰，看來另一場嚴酷的殺戮恐怕在所難免。一旦戰爭再起，老百姓一定會再陷入無休止的動蕩之中，所以李白在詩的結尾處說“何時天狼滅，父子得閑安”既表現出詩人對可能發生的叛亂的極大厭惡和對平叛的期望，同時也向朝廷和世人發出非常強烈的戰爭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