擊鼓

　　這是一篇典型的戰爭詩。詩人以袒露自身與主流意識的背離，宣泄自己對戰爭的抵觸情緒。作品在對人類戰爭本相的透視中，呼喚的是對個體生命具體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細節幸福的獲得。這種來自心靈深處真實而樸素的歌唱，是對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關懷的闡釋，是先民們為后世的文學作品樹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標。

　　《毛詩序》云：“《擊鼓》，怨州吁也。”鄭箋以《左傳·隱公四年》州吁伐鄭之事實之。姚際恒《詩經通論》以為“與經不合者六”，此實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師伐陳，衛人救陳”之事，在衛穆公時。今以為姚說較《毛序》為合理，姑從姚氏。

　　第一章總言衛人救陳，平陳宋之難，敘衛人之怨。結云“我獨南行”者，詩本以抒寫個人憤懣為主，這是全詩的線索。詩的第三句言“土國城漕”者，《鄘風·定之方中》毛詩序云：“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居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文公營楚丘，這就是詩所謂“土國”，到了穆公，又為漕邑筑城，故詩又曰“城漕”。“土國城漕”雖然也是勞役，猶在國境以內，南行救陳，其艱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從孫子仲，平陳與宋”，承“我獨南行”為說。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猶之可也。詩之末兩句云“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敘事更向前推進，如芭蕉剝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寫安家失馬，似乎是題外插曲，其實文心最細。《莊子》說：“猶系馬而馳也。”好馬是不受羈束、愛馳騁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歸家的。這個細節，真寫得映帶人情。毛傳解釋一二句為：“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把“爰”解釋為“或”，作為代詞，則兩句通敘營中他人。其實全詩皆抒詩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兩章文情哀苦，更為動人。

　　第四章“死生契闊”，毛傳以“契闊”為“勤苦”是錯誤的。黃生《義府》以為“契，合也；闊，離也；與死生對言”是正確的。至于如何解釋全章詩義。四句為了把葉韻變成從AABB式，次序有顛倒，前人卻未嘗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應該是：

　　執子之手，與子成說；死生契闊，與子偕老。

　　這樣詩的韻腳，就成為ABBA式了。本來“死生契闊，與子偕老”，是“成說”的內容，是分手時的信誓。詩為了以“闊”與“說”葉韻，“手”與“老”葉韻，韻腳更為緊湊，詩情更為激烈，所以作者把語句改為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闊兮”的“闊”，就是上章“契闊”的“闊”。“不我活兮”的“活”，應該是上章“契闊”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會也。”“于嗟洵兮”的“洵”，應該是“遠”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闊”的“闊”。“不我信兮”的“信”，應該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說”而言的。兩章互相緊扣，一絲不漏。

　　“怨”是《擊鼓》一詩的總體格調與思想傾向。從正面言，詩人怨戰爭的降臨，怨征役無歸期，怨戰爭中與己息息相關的點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個生命的丟失。從反面言，詩作在個體心理，行為與集體要求的不斷背離中，在個體生命存在與國家戰事的不斷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實幸福對戰爭的殘酷的不斷顛覆中，流顯出一份從心底而來的厭戰情緒。這一腔激烈的厭戰之言，要爭取的是對個體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細節中的切實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