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陽陽

　　按余冠英的說法，這是一首描寫歌舞晚會場面的小詩，只有歡樂而已，沒有多深的政治意義。

　　在一個貴族歡宴的場合，有一個身份高貴的青年男子，在中央為大家起舞助興。只見他一幅少年得志、得意洋洋之態(tài)，邊舞蹈邊吹奏笙竽之類樂器，人們歡呼雷動。他得意之際，便左手執(zhí)定樂器，右手來招呼詩人與他協(xié)奏《由房》之樂。受這種氛感染，人人都能感到無比歡欣快樂。接著寫這位男子狂歡之余，放下樂器，開始跳起舞來，其樂陶陶，令人陶醉。他左手執(zhí)定羽旄，右手招詩人與他共舞《由敖》之曲。場面歡暢淋漓。

　　詩共二章，攝取了兩組歌舞的畫面，一是奏“由房”、一是舞“由敖”。“由房”可能是“由庚”、“由儀”一類的笙樂，屬房中之樂。胡承珙《毛詩后箋》：“由房者，房中，對廟朝言之。人君燕息時所奏之樂，非廟朝之樂，故曰房中。”而“由敖”可能即驁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敖，疑當讀為驁夏之驁，《周官·鐘師》：奏九夏，其九為驁夏。”今天已不知兩舞曲的內容，但從君子（舞師）“陽陽”、“陶陶”等神情上看，當是兩支歡快的舞樂。“其樂只且”恰恰說明其樂之甚。“只”，韓詩作“旨”；《詩三家義集疏》：“旨本訓美，樂旨，猶言樂之美者，意為樂甚。”

　　詩的格調流美。所演奏的是房中宴樂，樂曲比較輕快，而演奏者本人也自得其樂，《程子遺書）：“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想見舞師與樂工是樂在其中。詩人為樂工，故詩中“我”在描寫歌舞場面時也就比較輕快這與《王風》其他篇章那種蒼涼的風格迥然不同。

　　如果按朱熹的解釋，此詩寫夫妻歌舞為樂。丈夫邀請妻子一起跳舞，由妻子唱出來，表現(xiàn)了他們自得自樂、歡暢無比的情緒。古代的文學作品中，寫夫妻恩愛、歌舞自娛的情形并不多，多的是征夫愁棄婦怨。因為這樣做，至少要這樣一些前提：兩個人情深意篤，有較高的修養(yǎng)和情趣，以及擁有較多的閑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夫妻，大字不識的衣夫，恐怕難以歌舞自娛。由此可以推斷，此詩的主人公大概應是殷實人家，或是已經(jīng)衰落了的世家子弟。這也容易讓人想到，閑暇是人們自娛自樂、吟詩作畫、游山玩水的重要前提。整日為生計而忙碌的人，不會有此雅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