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詞是作者在飽經人生憂患之后對歷史、社會的沉思和對人生的抉擇。歷史、社會是虛幻變化的：古人的墳墓變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變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會動亂又太平，太平了又動亂：整個人生又是那么勞碌奔忙，疲憊不堪，就像長安道上人無水馬無草的倦客。在這虛幻變化的社會歷史中，擺在作者面漸的只有蔭條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隱士，一是沉入醉鄉做酒徒，因為仕進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歷史上的所謂高人隱士多屬虛偽，君不見秦末漢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隱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揚四海，可不久就撕下偽裝住進了侯門。看來唯一的人生選擇只有像劉伶那樣沉入醉鄉；旋浪形髕，且盡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無名。不過，作者表面上看破紅塵，實質上他難以看破，也難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會這么激憤了。

　　自然界的變化，一般比人事變化遲緩。如果自然界都發生了變化，那人事變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滄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說的這種情況。這首詞一上來的六句，也是就自然與人事兩方面合寫這個意思。詞句用顧況《悲歌》“邊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寫陸上之變化，墓已成田（用《古詩》“古墓犁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寫水中之變化，水已成陸，有人住。下面“黃埃”二句也從顧況《長安道》“長安道，人無衣，馬無草”來，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陸。他們依舊為了自己的打算，不顧一切地奔忙著。函谷關是進入長安的必由之路。關開關掩，改朝換代，然而長安道上還是充滿了人渴馬饑的執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問句收束，譏諷之意自見。

　　“六國擾”，概括了七雄爭霸到秦帝國的統一，“三秦掃”，概括了秦末動亂到漢帝國的統一。“初謂”四句，是指在秦、漢帝國通過長期戰爭而完成統一事業的過程中，幾乎所有人都被卷進去了。詞人說，他最初還以為商山中還留下了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這四老。誰知道經過統治者寫信派車敦請以后，就也撕下了隱士的服飾，一個跟著一個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門下行走起來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漢高祖，后被張良用計請之出山，保護太子，見《史記·留侯世家》。南齊周彥倫隱居鐘山，后應詔出來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來譏諷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之語。又漢鄒陽《上吳王書》中句：“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這四句專寫名利場中的隱士，表面上很恬淡，實則非常熱中。隱居，只是他們的一種姿態、一種向統治者討價還價的手段，一到條件講好，就把原來自我標榜的高潔全部丟了。上面的“初”字、“遺”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動準確，而且相映成趣，既達到嘲諷的目的，也顯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評論，而這般欺世盜名的人物的丑態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結出本意。《醉鄉記》，隋、唐之際的王績作，《酒德頌》，晉劉伶作，都是古來贊美飲酒的著名文章。在《記》中，王績曾假設“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并游于醉鄉，沒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在《頌》中，劉伶曾假設有貴介公子和搢紳處士各一人，起先反對飲酒，后來反而被專門痛飲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劉、王一輩人，當然也包括自己在內。末三句是說，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處士這二豪最初不贊成劉伶那位先生，沒有人會去計較這些。肯定阮、劉等，也就是否定“長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隱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時歌》：“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死忘名”，用《世說新語·任誕篇》載晉張翰語：“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均與“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選〉集成》評《酒德頌》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與酒，謂非此無以隱其干濟之略，釋其悲憤之懷。”此詞以飲酒與爭權勢、奪名利對立，也是此意。

　　此詞針對這種普遍存在的歷史現象而發出的不平之鳴。作品中所表現的對于那樣一些統治者及其幫忙、幫閑們的鄙視，是有其進步意義的。但由于階級性和世界觀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鄉”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態度，這種消極的生活態度和思想感情又顯示了這種進步意義的局限性很大。

　　以憤慨、嘲諷的口吻來描寫歷史上那些一生忙著追求權勢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詞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筆卻從人事無常寫起，這樣，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熱衷于富貴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從而為下文揭露這些人的丑態埋下伏線，同時也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極逃避思想埋下伏線。

　　張耒《〈東山詞〉序》曾指出賀詞風格多樣化的特點：“夫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袂，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此詞和前幾首截然不同，也可證明此點。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蘇軾的作品在詞壇出現以后，其影響是相當廣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