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中指薊城，在今北京市大興縣西南。高適于公元752年（天寶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寫下了這首詩。

　　詩一開篇，就以“沙漠”、“塞垣”這樣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偉岸的典型圖畫。接著以“策馬”、“長驅”和“登”這三個動作，勾畫出一個揮鞭馳騁、飛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國難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則寫詩人登上塞垣的所見：映入眼簾的，是衰草遍地、寒風呼嘯的“蕭條”荒涼景象；縱目遠眺，只見“白日”昏暗，寒云蒼茫，天地玄黃。開始四句敘事寫景，以白描之法大筆勾勒，境界闊大，人物雖尚未出場，但通過“策馬”“長驅”的壯烈之舉，落日黃云的蒼茫之色，特別是“落日何蕭條”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憂愁之重。

　　“一到征戰處，每愁胡虜翻”，這兩句既是由前面的敘事寫景到下文議論抒情的轉折，又是具體揭示前文“邊城何蕭條”的原因：征戰不息，原來是“胡虜”的反叛造成的，同時也暗示對安祿山以“邊功市寵”，引起戰端。據《通鑒·玄宗天寶四載》記載：安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殺公主以叛。”可見天寶時期東北邊境的“邊患”，主要是安祿山進行不義戰爭造成的。盡管當時安祿山手握三鎮雄兵，是被唐玄宗封為東平郡王的顯赫人物，而高適“棲遲一尉”，人微言輕，對此倒行逆施卻已難捺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瀾，以一強烈的反詰：“豈無安邊書？”對統治者進行了強烈的抨擊，同時也表現出自己安邊定遠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適“喜言王霸大略”，“逢時多難，以安危為己任。”（《舊唐書·高適傳》）對給國家、人民帶來苦難的不義戰爭，高適堅決反對。但現實卻是賢者沉淪，奸邪得志。“諸將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著詩人多少深沉的憤慨！這一起一伏之中，詩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轉向沉痛。這樣自然引出末尾兩句，“惆悵孫吳事，歸來獨閉門！”這兩句各用一典，孫、吳指戰國時著名的軍事家孫臏和吳起，“閉門”指東漢末年大名士陳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絕入仕，故“閉門懸車，棲遲養老”（見《后漢書·陳寔傳》）。此二句含蘊的情感十分深厚強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過，第二句的“閉門”之說，是對現實極為不滿的反語，其實高適對現實是十分關注的，對政治是極為熱衷的。正如鐘惺所評：“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歸咎于君；‘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成恩’，歸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為邊事之戒。”（《唐詩歸》卷十二）。

　　藝術上敘事寫景，形象逼真，襯托出壯烈的情懷。議論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緒起伏捭闔，透射出詩人強烈的憤懣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凜凜風儀。全詩語言看似平淡質樸，但由于“感賞之情，殆出常表”（徐獻忠《唐詩品》）同樣具有攝人心魄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