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

　　讀罷此文，讀者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魯隱公作為一國之君，到棠地看看漁民怎樣捕魚，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這位臧大夫大驚小怪，還要苦口婆心、掰開揉碎地講那么多大道理？難道國君連這點自由也沒有嗎？馬克思主義認為：分析、考察和認識任何一種歷史現象，都必須把該歷史現象放回到產生它的歷史環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諫阻隱公到棠地觀魚，是因為隱公這一活動，不符合那個時代一個國君應該遵循并身體力行的行為規范。不符合，就會“亂政”；而屢屢“亂政”，就會導致國家的敗亡。況且，隱公遠離國都，到棠地觀魚，并非為了體察民情，更不是與民同樂，而僅僅是他本人的一種游樂活動。也正因為如此，他才不敢對臧僖伯的諫言說一個“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將略地焉”為借口,堅持到那里尋樂去。

　　這篇諫辭的最大特點，是緊緊圍繞著一個“禮”字展開勸諫，從觀點到為闡明觀點所舉述的諸多理由及作為論據的事物和行為，都沒有稍稍離開這個“禮”字。也就是說，沒有稍稍離開制約當時國君行為的規范和準則。另一個也很明顯的特點是,勸諫的緣起雖然是“公將如棠觀魚”，勸諫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隱公“如棠觀魚”，但諫辭中對此事卻不著一語。這不單單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這種表達法反映出進諫者進諫的著眼點，并不在于隱公“如棠觀魚”這一具體行為，而是當時的整個禮制。如果隱公聽了臧僖伯這番諫辭明白了“禮”對他的制約性，“如棠觀魚”這種“非禮”的事自然也就不會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