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余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兩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詩人回到長安的事與情，但這話同時也就告訴了讀者“二十余年”前，詩人曾在帝京，并且聽過“天樂”。這表明詩人當年并非長安一布衣。一別多年，帝京重返，且又聽到熟悉的“天樂”，此時此地，直教詩人情難自已。這“情”的內涵是喜，還是悲，是傷，抑是慨，并沒有明確說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須了解詩人“二十余年”前在長安的情況，而后又是怎樣“別帝京”的，“別”后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過的，還有與他一樣告“別帝京”的朋友們，又有著怎樣的遭遇。這些問題，事實上就是一段“永貞革新”的興起和失敗的歷史，保守勢力對革新派殘酷迫害的歷史，這里有包括詩人在內的“二王八司馬”的悲劇，還有這些悲劇人物之間的相互激勵、相濡以沫的動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這些，讀者才能體會到“二十余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的深沉的內涵，和無限的悲慨。對此，詩人有時也表現得比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氣結群英，幾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盡，兩人相見洛陽城”（《洛中逢韓七中丞之吳興口號》）。這是頭一年（827年）回長安途中在洛陽遇到韓泰時寫的，可見這種悲憤之情，久已郁積于胸，“洛中逢韓七”，“重聞天樂”，都不過是遇事則動、借題發揮而已。

　　一二兩句由今而入昔，思緒萬端，言簡意豐，情溢于詞，而對于全詩來說還只是開始，它給與何戡重逢創造了環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轉入正題，妙以何戡之在，點出“舊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則“在”亦悲，“不在”亦悲，無限悲痛，隱于字背。況且唯有的一位舊人何戡，又偏不忘舊事，又為他唱起了當年送別的離歌《渭城曲》——“西出陽關無故人”——可沒有人能想到重入長安無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別帝京”，此時的耆舊凋零，更是齊襲心頭，千層浪，萬重波。滔滔難平。有人說藝術貴在引人思索，此詩之妙，大概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