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兩句是說，11年前被貶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時終于回來了，語含喜悅，也有感慨。后兩句借用景物來描寫回京路上的歡快心情。春光，鮮花，是實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狀態的反映。這樣借景抒情比直接敘述更加生動，真切。末句“處處新”三字用得精當，值得好好體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這里看來是對事實的描述，其實精煉地概括了詩人復雜和激動的情感。其中包含著他對當年遭受貶斥的憤懣，對長期放逐生活的回憶，以及重回長安時的激動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詩句的樸素描繪之中，增強了抒情力量。

　　“詔書”使他伴隨著溫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長安來，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朝廷詔返京城，又是紅這陽春季節，驛路上花開簇簇，既清新又溫暖，此時面對此景，再有一步就可邁入長安東城門的詩人不能不深感激動、喜悅，激動、喜悅而不明說，僅用“處處新”三字來見意，便勝過了萬語千言。因此“驛路開花處處新”，這是詩人自己精神狀態的寫照，反映出詩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這是寫花，更是寫人，是將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來表人之情意，含蓄蘊藉而不失自然流轉，堪稱得體。

　　然而儒法兩條路線的斗爭是不可調和的，事實上，頑固保守勢力并沒有放松對他的打擊，他回到長安后所得到的卻是再一次貶逐。所以，詩篇在抒發他的戰斗理想的同時，也表現出他對大地主頑固派的反動本質缺乏認識，對頑固派頭子唐憲宗始終存有幻想，反映出詩人自己的階級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