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

　　戴良雖然隱居卻不避世，這使他和很多隱者有著根本的區別。他用大量的詩文狀寫了元明鼎革時知識分子心中的震蕩和感慨，記錄了普通人的生活，成為元末明初一個大文學家，聲名遠播的詩人。?

　　戴良的詩“風骨高秀，迥出一時，眷懷宗國，慷慨激烈，發為吟詠，多磊落抑塞之音”。棄學正之職而走時，他寫道：“失腳雙溪路，今經兩度春。不堪飛雪夜，還作望鄉人。”隱居四明山，他悲憤自嘲“衣冠隨俗變，姓字畏人知”，“地偏惟養拙，歲久未知名”；眼見國家戰亂頻仍，人民流離失所，他喊出“皇元遘迍邅，海宇咸震蕩。兵戈綿歲月，骸骨纏草莽。魑魅在野號，蒿萊沒衢長”（《偶書》）。“那堪回首東南地，烽火連年警報聞”。憂國憂民之心，溢于言表。他說自己“老翁丑狀固無比，一種孤高差足喜”，他的《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音，詠剩水殘山之句，則于二子，庶幾無愧。”表達了寧死不屈，“下不負師，上不負國”的精神追求。

　　散文

　　有學者認為，相比于詩而言，戴良的散文，特別是人物傳記成就更高。元代各行業社會地位排名“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獵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戴良的筆觸幾乎觸及了所有的等級和階層，特別是他的儒醫道佛以及孝子節婦等的傳記，因為內容豐富，人物生動而膾炙人口，在中國文學史上也留下獨特的地位。他把自己心中“大道行于天下，萬民得以教化”的夢想具體地落實到了文章中。

　　戴良對醫家情有獨鐘，《九靈山房集》中就有四個醫家的傳記，這些文章中，不但有人物禮贊，事跡介紹，還有大量生動奇特的醫案實錄，甚至有驗方偏方，成為后學研究金華醫史的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

　　戴良對醫家的推崇同他的家學淵源、濟世情懷和浙中一帶的醫學發達不無關系。在戴良看來，醫本之于儒，醫儒本是一家。儒士志在經世濟用，醫家以其醫術拯人疾苦，儒士以仁治人，醫士以仁治病，都是大道中人，不能成良相，那就成良醫。其實，這里寄托了戴良在現實生活中不能實現的抱負和理想。

　　初次邂逅

　　元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攻占婺州，戴良與胡翰等人被朱元璋從山中招回，為朱元璋陳述治世之道。至正十九年正月，朱元璋授戴良為學正。又一年，至正二十年（1360），宋濂與劉基、章溢、葉琛同受朱元璋禮聘，尊為“五經”師。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并沒有把在元朝做過官的人（戴良當過月泉書院山長）視為異類，他一點也沒有歧視前朝舊臣的意思，更何況這批人是理學大師朱熹的正宗傳人。

　　在所有這些大師中間，朱元璋最看重的是宋濂宋潛溪和戴良戴叔能。這兩人不僅承繼了程朱理學流傳百年的正統，而且道德和文章并傳，世上對他們的成就津津樂道，謂之：“戴叔能、宋潛溪輩，又得朱子之文瀾，蔚乎盛哉！”

　　朱元璋任用宋濂很順利，沒有什么花絮可記，似乎宋濂一直在等著朱元璋，朱一聲召喚，宋就應聲而至，從此再不離心離德。而朱元璋和戴良的幾次會面就有點跌宕起伏，很富有戲劇性了。

　　兩人的第一次會面可以看做是“蜜月”。周文穆《識小編》云：“太祖駐兵金華，戴良入見，首陳天象之利，人心之歸，順天應人之舉，正唯其時。上大悅，至夜忘寢。”

　　戴良何許人也？能讓殺人不眨眼的大明王“悅”成這樣！

　　想知道戴良，先不妨了解一下他的先生柳貫。柳貫，浦陽人，字道傳，“器局凝定，端嚴若神，嘗受性理之學于蘭溪金履祥，必見諸躬行。自幼至老，好學不倦，凡六經、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文沉郁、舂容，涵肆、演迤，人多傳誦之”。

　　這樣的先生教育出來的當然不會是孬種。戴良“神氣爽朗，美須髯，不妄喜怒，終日危坐無惰容”；“生平嗜讀書，雖祁寒盛暑，恒至夜分乃寐。故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靡不精究”；“詩名遂雄視乎東南矣”！

　　難怪朱元璋對戴良相見恨晚，他不但請他講史，而且封他為“學正”，他要請戴老師教導他的子弟和親信們，要造就一批大明朝未來的棟梁。

　　然而他萬萬沒有想到，他剛剛離開金華，不識好歹的戴良竟然就“逸去”了。留給大明開國皇帝的只是一個飄忽的背影。

　　《織小編》紀錄戴良的棄官而走很有情趣：“良忽心悸，乃遁去。”他想起朱元璋時竟然會“心悸”，可見已經厭惡到了什么程度。

　　也許應了那句“越是得不到的，就越珍貴”的老話，朱元璋對戴良卻是念念不忘了。和劉伯溫談天，他的評價是：“似不及前日戴良。”“嘆息久之，蓋惜良之去也。”過了幾年，明朝天下底定，朱元璋“欲招致遺佚制禮作樂，復謂沐英言：‘戴良學博才贍，問無不知’”。沐英嘆著氣告訴他，戴良逃得找不到了。朱元璋竟然命令各郡縣把所有元朝的“耆碩”都開名單報上來，凡是不肯來應征的斬他的頭。

　　平心而論，當皇帝的對一個知識分子重視到如此地步，也算得上求賢若渴了。偏偏戴良絲毫不領情，他完全沒興趣做朱明朝的官，認為這是失節，是丟人現眼、愧對世人的事，將是自己人格上的一個污點。

　　躲避征召

　　讓朱元璋窩火的還在后面，戴良遁走以后，竟然在47歲的年紀上應張士誠的引薦做了元朝的“儒學提舉”。而且，偷偷跑到蘇州上任去了。這一年是元至正22年（1362），離元朝最后覆滅的至正28年（1368）還不到六年。

　　這真是個古怪的老頭，他毫不猶豫地從通往光明的康莊大道上跳下來，跨上了通向黑暗的獨木橋。

　　這遠不是古怪行為的終結，在看到張士誠沒有前途以后，他又做出了一個瘋狂的決定，渡海北上，闖過黑水洋，找元軍去，他要為元朝的中興鞠躬盡瘁。

　　他的努力當然沒有成功，一個將要覆滅的朝代就是一座崩塌中的雪山，沒有人能夠挽崩山于既倒，哪怕你是戴良——他甚至沒有找到元軍，大元帝國在第二年就壽終正寢了。

　　古怪在繼續。明朝建立，戴良的一班朋友宋濂、胡翰、蘇伯衡、王袆等都入仕為官，戴良卻選擇了一條“巖居穴處、深自韜晦”的道路。他躲進了四明山的深處，一時間連家人也不知他的去向。

　　戴良這樣做，還是為了躲避朱元璋的征召，哪怕朱已是“今上”，戴良還是不肯出來做官。

　　而朱元璋也是一如既往地要找到戴良，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過了漫長的十五年以后，明太祖終于找到了戴良并如愿把他征召到了京城。

　　這應該是明太祖和戴良的“第二次握手”，這一次兩人的地位發生了巨大變化，戴良已經是一個66歲的老頭，長期的隱居生活讓他形容枯槁，而朱元璋則已是九五之尊，似乎每一根胡須都透露出威嚴。

　　順便說一句，戴良到京城的前一年，即洪武14年，當了十多年明太祖親信，曾被太祖譽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已經在四川死于流放途中。他雖然死了，還算運氣不錯，因為他本來是要被殺頭的，只是因為馬皇后為他求情，才算沒有身首異處。

　　朱元璋的無情和暴戾已經開始使臣下不寒而栗，誰都知道，在皇上面前，哪怕是一點無心的失禮都會是潑天的大禍。

　　而只有這個古怪的戴良，毫不顧忌地繼續他的違拗！

　　“洪武壬戌，以禮幣征先生至京師，即日召見，試文詞若干篇，命大官予膳留，會同館名公巨卿見無虛日，甚或以師禮致之。既而上欲用先生……”

　　實在找不出可以批評太祖爺的理由，用大禮和金幣把你請來，一來就召見，見了又請你吃飯，然后安排宿在會館中，每天令王公大官們輪番來陪你說話，皇帝還把你當作老師，要重用你。你還想怎么樣？

　　“以老疾固辭”！戴良說，我老了，不中用了，身體又不好，不堪大用，我不當官！這話說了不止一遍。

　　這是一次地位懸殊的“求婚”，掌握著生殺大權的當今皇上百般討好已經風燭殘年的老學究，而自喻為“既同喪家狗，亦類焚巢燕”的這位卻正眼都不瞧一下，什么地位、權力、金錢、名聲在他眼中全如糞土！

　　令人驚詫的是，這場“求婚”竟然經歷了近二十年，當我們站在歷史的高處，再回望這段求賢與拒仕的劇情時，除了感嘆戴良“無道不仕”的節操和風骨，也不得不為明太祖朱元璋鍥而不舍的“伯樂”精神叫一聲好。

　　暴卒獄中

　　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十七日，戴良“暴卒，蓋自裁也”。而《諸暨縣志》的記載更為傳神：“致因忤逆太祖意入獄。待罪之日，作書告別親舊，仍以忠孝大節之語。卒于獄中，或說系自裁而逝。”

　　戴良用自殺為這個傳奇故事加上了悲劇的結尾。死后的戴良終于結束了他幾十年的“避仕”流亡，回到闊別的家鄉馬劍，回到他魂繞夢牽的九靈山，和先他八年去世的趙氏夫人團圓。

　　戴良“終不仕明”的原因成為后世學者一直爭論不休的話題。既然他老人家沒有提供標準答案，那么，這種爭論必定還將繼續下去。我卻想，也許原因很簡單，只是戴良看不上明太祖朱元璋這個人，戴良說過：“有道即仕，無道則隱。”是朱元璋的無道才讓戴良采取了決不合作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