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06年（東晉安帝義熙二年），亦即是陶淵明由彭澤令任上棄官歸隱后的第二年，詩人便寫下了《歸園田居》五首著名詩篇，當(dāng)時詩人四十二歲。此詩是其中的第四首。

　　只做了八十多天彭澤縣令的陶淵明，已實在無法忍受官場的污濁與世俗的束縛，他堅決地辭官歸隱，躬耕田園，且從此終身不再出仕。脫離仕途的那種輕松之感，返回自然的那種欣悅之情，還有清靜的田園、淳樸的交往、躬耕的體驗，使得這組詩成為杰出的田園詩章，也集中體現(xiàn)了陶淵明追求自由、安于清貧、隱逸山野、潔身自好、遠(yuǎn)離官場、超脫世俗的美好情操。

　　作者之所以毅然棄官歸田，并在這組詩的第三首《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中表達(dá)了只求不違所愿而不惜勞苦耕作、夕露沾衣的決心，為的是復(fù)返自然，以求得人性的回歸。這第四首詩的前四句寫歸田園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首句“久去山澤游”，是對這組詩首篇《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所寫“誤落塵網(wǎng)中”、“久在樊籠里”的回顧。次句“浪莽林野娛”，是“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的作者在脫離“塵網(wǎng)”、重回“故淵”，飛出“樊籠”、復(fù)返“舊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悅。這句中的“浪莽”二字，義同放浪，寫作者此時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狀態(tài)；逯欽立校注的《陶淵明集》釋此二字為“形容林野的廣大”，似誤。句中的一個“娛”字，則表達(dá)了“性本愛丘山”的作者對自然的契合和愛賞。從第三句詩，則可見作者歸田園后不僅有林野之娛，而且有“攜子侄輩”同游的家人之樂。從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寫，更可見其游興之濃，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啟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見、所問、所感。

　　陶詩大多即景就事，平鋪直敘，在平淡中見深意、奇趣。這首詩也是一首平鋪直敘之作。詩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杇株”，緊承首段的末句，寫“步荒墟”所見，是全詩的第二段。這四句詩與首篇《歸園田居·少無適俗韻》中所寫“曖曖遠(yuǎn)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那樣一幅生機盎然的田園畫適成對照。這是生與死、今與昔的對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熱愛人生的作者，面對這世間的生與死、時間的今與昔問題，自有深刻的感受和無窮的悲慨。其在“丘壟間”如此流連徘徊、見“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對遺存的“井灶”和殘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觀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尋繹的。

　　詩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詩的第三段。前兩句寫作者問；后兩句寫薪者答。問話“此人皆焉如”與答話“死沒無復(fù)余”，用語都極其簡樸。而簡樸的問話中蘊含作者對當(dāng)前荒寂之景的無限悵惘、對原居此地之人的無限關(guān)切；簡樸的答話則如實地道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而在它的背后是一個引發(fā)古往今來無數(shù)哲人為之迷惘、思考并從各個角度尋求答案的人生問題。

　　詩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dāng)歸空無”，是最后一段，寫作者聽薪者回答后的所感。這四句詩參破、說盡了盛則有衰、生則有死這樣一個無可逃避的事物規(guī)律和自然法則。詩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極大，所蘊藏的哲理意義極深；這正是所謂厚積而薄發(fā)，也是陶詩的難以企及之處。正如朱光潛在《詩論》第十三章《陶淵明·他的情感生活》中所說，一些哲理，“儒、佛兩家費許多言語來闡明它，而淵明靈心進(jìn)發(fā)，一語道破。讀者在這里所領(lǐng)悟的不是一種學(xué)說，而是一種情趣、一種胸襟、一種具體的人格”。讀陶詩，正應(yīng)從中看到他內(nèi)心的境界、智慧的靈光，及其對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賞析文章認(rèn)為作者此行是訪故友，是聽到故友“死沒無復(fù)余”而感到悲哀。但從整首詩看，詩中并無追敘友情、憶念舊游的語句，似不必如此推測。而且，那樣解釋還縮小了這首詩的內(nèi)涵。王國維曾說，詩人之觀物是“通古今而觀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間詞話刪稿》），其“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zhì)”，而是“人類全體之性質(zhì)”（《紅樓夢評論·馀論》）。這首詩所寫及其意義正如王國維所說。作者從“昔人居”、耕者言所興發(fā)的悲慨、所領(lǐng)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個人的、偶然的，而是帶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間悲劇。，而是帶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間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