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體內容來看，詩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概述時勢，從開頭到“破敵誰能料”；第二部分抒寫情志，從“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詩的第一部分內，詩人先以四句三個典故，寫了安史之亂的征兆。這三個典故都出自《晉書》。前二個見載于《五行志》，其一云晉懷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處洛陽東北的步廣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鵝出現，后劉元海、石勒相繼作亂；其二云太安時流傳著這樣一首童謠：“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繼爾中原大亂，瑯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五王同至江東，元帝嗣統。后一個見錄于《石勒載記》，謂石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這三個歷史故事生動地展示了安祿山叛亂前的種種跡象，顯現出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險局勢。事情的發展果然像這些跡象所預示的那樣，擁軍自重的安祿山不久便率領如狼似虎的叛軍，踐踏了中原大地，焚燒了唐朝歷代帝王的祀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殺戮，使夕陽也收斂了它的余暉。號稱帝王之城的洛陽已被攻陷，整個世道變得像險峻的山勢那樣不可預測；往日流傳于民間的“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桓譚《新論》）的俗語，這時成了對現實的絕妙諷刺；而最令人悲傷的是人民在戰亂中的命運，他們被驅趕著去殺人或被殺，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葉那樣輕微渺小，紛紛敗落凋零；面對連綿不斷的戰火兵燹，詩人展望時局，不禁發出了“破敵誰能料”的悵嘆。這段描寫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戰火連天、哀鴻遍地的社會現實，讀來驚心動魄。而詩人對時局、對民生、對社稷的關心和擔憂，也隱寓其間。

　　在這樣一種不斷惡化的嚴重形勢面前，素以濟天下、救蒼生自任的詩人雖有拯百姓于水火的遠大抱負，卻看不到在當時實現這種抱負的現實途徑，因此心情矛盾而復雜。“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詩人懷有平定戰亂和拯救蒼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見《莊子·逍遙篇》：“北冥有魚，……化而為鳥，其名為鵬。……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鵬賦》，以大鵬自喻，詩中也多自比大鵬。他在描述安史之亂的嚴重局面后復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鑒于詩作于天寶十五載（756年）春，那時的局勢還在繼續惡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諸實施，詩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亂隱居，以待時變。“且學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這種以屈求伸的“心態”。“南山豹”典出《列女傳》，其記陶答子妻云：“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詩人于此，正用“藏而遠害”之意，但這個“藏”又不是消極無為的退避，而是“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積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時機到來時能有所為。這二句詩在內容上承上啟下，是聯結述時與抒懷二部分的樞紐。

　　接下去，詩人以輕快的筆調，先記敘了在安徽宣城與崔欽的愉快交往。“歡娛每相召”，說明詩人與崔欽在這時過往甚密，相處甚歡。胡床玉笛，仰空長嘯；楊花滿城，把酒臨眺，友人間相得自樂、不拘形跡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戀。然后詩人以“忽思”一句轉入對行將前往的剡中風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風開湖山，一派風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讀來又令人神往。“悶為洛生詠”是說心情煩悶時將誦書吟詩，加以排遣。所謂“洛生詠”，據《世說新語·輕詆篇》劉孝標注，是指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此借指吟詠詩作。這句與下句說明詩人雖然將避地剡中，過一種閑適放曠的生活，但內心并不平靜，要籍詩酒來抒發煩悶。正因有這二句作襯墊，詩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將垂釣溪岸、移舟月邊的隱居生活，才顯得既閑適而又迫不得已，這里也隱含了前面所說的“藏”字。詩的末四句，表露了詩人重性情、輕利祿的一貫思想，同時又可看作是對友人崔欽的好言勸慰。詩人既珍重與崔欽無拘束的交往，又對他的“華發長折腰”頗不以為然，指出不要為官祿所苦，來尋求道家清靜無為的奧妙，否則將會受到陶淵明的嘲笑的。他在這里巧妙地運用了為人熟知的陶淵明因不愿為五斗米而折腰辭官的典故，把自己經亂后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的話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頗見深情。

　　從整篇詩作來看，前后部分的敘述似不協調，且內容風格的反差也極明顯。前者沉著悲憤，深沉中飽醮血淚；后者則輕松明快，清新中滿含情誼。但過渡自然，結合巧妙，全從題意行文出發，是一篇情深意切的臨別贈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