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石鼓的出土，在韓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帶過一筆，此后韋應(yīng)物雖寫過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熱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韋蘇州集》中也屬下乘之作。只是他詩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開啟了鼓屬何代的千年聚訟之門。及至韓愈的這首力作問世，才使石鼓之“光價”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強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韓愈作歌又過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盡管已無完字，但仍作為一級文物陳列在故宮博物院里，這不得不歸功于韓愈的呼號之力。

　　開頭四句明白如話，點出了寫作的緣起。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見，似乎平淡拖沓，其實不然。韓愈開創(chuàng)以文為詩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慣習(xí)。這里“勸”字下得十分精當(dāng)，它省去了詩人幾多猶豫的潛臺詞與推諉的閑筆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韓愈向來自負(fù)于“金石刻畫臣能為”（李商隱《韓碑》），但對此卻自慚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奧難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從“周綱陵遲四海沸”到“鬼物守護煩撝呵”為一段。前十句是詩人想象周宣王中興王室、臨御海內(nèi)以及馳逐圍獵、勒石銘功的圖景。用了“沸”“憤”“大”“騁”“萬里”“萬世”等詞，極狀場面的壯闊和氣派的雄偉。韓愈之所以承襲韋應(yīng)物系年的說法，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亂后，皇權(quán)受到極大的削弱，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quán)，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憲宗登基后采取鏟藩鎮(zhèn)、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現(xiàn)了中興之兆。詩人看到了歷史的相似之處，因而在歌頌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時，自然融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憲宗即位之初平定劍南節(jié)度使劉辟后，韓愈即寫過一首熱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詩》，對嗣皇的英明果斷備加贊揚。所以《石鼓歌》的這段描寫正傳達出了詩人切望重振頹綱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聲。“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啟下的關(guān)鍵。把石鼓流傳千年而歷盡的劫難濃縮在七字之中，這是略寫。詩人認(rèn)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沒有鬼神呵護是不可想象的，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寶，又遑論其他無算的文物價值呢。寥寥兩筆便為下文的切入闡發(fā)作好了鋪墊。往下十四句是專對石鼓文作具體描述的。文辭的深奧，字體的樸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蕩神怡美不勝收。即使剝蝕斑駁，他也會忍不住地贊嘆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跡間，詩人任憑審美意識縱情馳騁：夭嬌流美的線條，多像鸞鳳翔舞，云君來下；交互牽掣的點畫，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叢生的龍宮水府。筆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繩鐵索的勁挺；筆勢的飛動，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龍梭離壁才能傳其神韻原本靜止的書跡都化成了活潑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獲得與否，取決于審美體驗的深淺程度，盡管韓愈斷未見過“鸞翔鳳翥眾仙下”，但現(xiàn)實生活中的百鳥和鳴和萬舞翩躚卻并不少見。常人或許只能以平常的語言道出，而詩人卻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編織成一幅云詭波譎的圖畫。對于石鼓文，韓愈并沒有滿足于正面的描寫，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無非是想獲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膠柱鼓瑟的責(zé)難，如宋洪邁《容齋隨筆》卷四云：“文士為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jīng)圣人所刪乎？”但只需看看韓詩中“讀難曉”、“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詩人這樣說不過是藝術(shù)的夸張，所謂恨之越深，愛之越切，如此而已。這一段是全詩的精華，原因在于它駕馭形象思維，把豐富的審美感受傳遞給讀者，使之受到強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結(jié)尾為最后一段。這段結(jié)合詩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夾議，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隱隱的惆悵和深深的惋惜。韓愈在文學(xué)上以“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進學(xué)解》）為己任，為了力矯時弊，他才主張崇古。因此他竭力稱揚石鼓文，也應(yīng)是這個文學(xué)宗旨的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職是訓(xùn)詁”（《元和圣德詩》），把保護石鼓看作是應(yīng)負(fù)的責(zé)任。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為安置作好了準(zhǔn)備，又戒齋沐浴鄭重其事地報告上司，本以為安置“至寶”是瞬息可辦的舉手之勞。然而無情的現(xiàn)實把他美好的愿望擊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爺關(guān)心的只是升官發(fā)財，他們對區(qū)區(qū)石鼓是絲毫不會“感激”（激動）的。在這里，一個“老”字生動地勾畫出那種麻木不仁的昏聵神情。眼看石鼓仍繼續(xù)其日銷月蝕而歸于淪滅的厄運，詩人真是憂思如焚。雖說目下標(biāo)榜儒術(shù)，但據(jù)理力爭恐怕還是于事無補，歌到這兒，韓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長嘆。這一段寫得蒼涼沉郁，使人覺得詩人不僅在哀嘆石鼓的不幸，而且簡直是在嗟嘆寒儒的卑微。為了反襯現(xiàn)實的荒誕，詩人還運用了兩個典故，顯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個是蔡邕。后漢熹平四年（175年），靈帝不滿于當(dāng)時文字使用的混亂，特命蔡邕與堂溪典等正定六經(jīng)文字，由蔡書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鴻都門前，每日前來觀看的車輛，使街道為之阻塞。第二個是王羲之。東晉王羲之喜鵝頸之宛轉(zhuǎn)，見山陰道士所養(yǎng)群鵝而愛之，道士因索寫《道德經(jīng)》一部，舉群相贈。蔡王二人都是書圣，但前者擅隸書而后者工楷則，這兩種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書體尚且如此風(fēng)光，那么當(dāng)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聾發(fā)聵的效果。

　　這首長詩一韻到底，如長河直貫而下，波瀾老成。詩中又多用響字虛詞，鏗鏘激越，朗吟上口，便覺有一股郁勃之氣噴薄于字里行間。如果用“驅(qū)駕氣勢，若掀雷走電，撐決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傳·韓愈》）的贊語來評價這首歌行，自然會覺得絕非虛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