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詩人，生逢異族入侵之時，面臨國破家亡的嚴重威脅，凡有點民族感情的，都該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樣下筆成詩，如何抒情達意，卻也有高下之分。　

　　懷古詩不同于詠史詩那樣歌詠史實或以詩論史，而是重在抒寫詩人由古人古事所觸發的思想感情，即所謂“言近旨遠”。此詩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鳴寫出報國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從眼中所見易水實景，引出對國事的無限隱憂。全詩運思深沉，情懷激蕩，蒼涼悲壯，可入司空圖《詩品》所言“悲概”一類。　

　　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鳴，燕趙悲歌最不平”，志由物顯，報國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鳴來展現，雖壯懷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論，粗獷叫器。

　　并州即今山西太原，戰刀以鋒利著稱于世，人們稱為“并刀”。它真的“昨夜”鏗然有聲作“匣中鳴”么？詩人一開章暗用了一個典故：相傳楚國劍工鑄成的干將、莫邪雌雄雙劍，將要殺敵飲血時常作匣中鳴；《刀劍錄》也說，烏孤寶刀“有敵至，必鳴”。近代鑒湖女俠秋瑾也用過這個典故，“昨夜龍泉壁上鳴”。這不明明是借身邊佩刀來表達抗敵救國的強烈愿望？“燕趙”是春秋時期的兩個諸侯國，包括河北、山西一帶地區。詩題中代大文學家韓愈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是個藏龍臥虎的地方，這里曾出現過荊軻、高漸離這些英雄豪俠！詩人說“悲歌最不平”，意思是：他們熱血剛腸，疾惡如仇，面對強敵，敢于拔劍而起，還不是因為心頭塊壘難平？

　　《經世編序》里說，陳子龍“自幼讀書，不好章句，喜論當世之故”。年輕時與夏允彝等締結“畿社”，企圖匡救時弊。公元1637年（崇禎十年）中進士，如今正當而立之年，風華正茂。抗敵御侮的決心，匡時濟世的夙愿，交織成巨大的精神原動力。今天途經“燕趙”舊地，棖觸起荊軻的往事，怎能不使他沸騰起一腔熱血，急于投入戰斗，效命疆場呢？

　　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憐無處送荊卿。”情因景生，憂世憂時之情由所見易水景象引出。詩人借易水興感，顯然是為了說明那些統治者醉生夢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樂，早就置國家安危于不顧。“可憐”一詞，仿佛是為荊卿惋惜，其實，不正是為了抒發那種知音難覓、報國無門的憤懣嗎？在荊軻活著的年代，對強敵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詩人陳子龍卻只能用“可憐”來表達英雄失路的悲哀，這，不正是一個時代的悲哀么？

　　詩人出語猶如悲嘆，又絕非無病呻吟，庸人自擾。崇禎以來，后金已先后于1629年（崇禎二年）、1634年（崇禎七年）、1636年（崇禎九年）三次入關犯境，進逼北京郊區，詩人《遼事雜詩》之一的“十載三逢敵騎來”即指此國難。時刻關心著國家民族命運的陳子龍，已經預感到不久將會有國破家亡的慘禍了，“可憐”二字下得正好。

　　昏庸腐朽的明王朝的覆滅，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根本不值得為它唱挽歌；可是，詩人為之倡導的大敵當前，敢于英勇赴死的荊軻式英雄主義精神非常值得后來者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