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對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有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用現今的話說，宋玉的群帶關系大概是糟透了。不僅是同僚中傷他，非議他，沒少給他打小報告，就連“士民眾庶”都不大說他的好話了，致使楚襄王親自過問，可見其嚴重性。面對楚襄王的責問，宋玉不得不為自己辯護，然而整篇應對之詞，卻又沒有一句直接為自己申辯的話，而是引譬設喻，借喻曉理。分別以音樂、動物、圣人為喻作比。先以曲與和作比照，說明曲高和寡；繼以鳳與鷃、鯤與鯢相提并論，對世俗再投輕蔑一瞥；最后以圣人與世俗之民對比，說明事理。總之，把雅與俗對立起來，標榜自己的絕凡超俗，卓爾不群，其所作所為不為蕓蕓眾生所理解，不足為怪。“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既是對誹謗者的有力回擊，也表現了自己孤傲清高的情懷。

　　宋玉的形象，頗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兩千余年的封建社會里，除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僚文人或未爬上高位的奴才文人之外，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宋玉的性格特征。他們才高而命薄，正直而軟弱，對社會的黑暗與丑惡十分敏感，卻又無能為力。他們大都想入仕，想為國為民做一番事業，但“世”是俗的，是小人的天堂，因此，他們常常在仕途上失意潦倒，最后只落個自命不凡，自命清高，懷著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和憤慨而孤芳自賞。這一性格特征演化至現代，便形成所謂的“小資”情調。

　　宋玉與屈原，都具有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共性，區別僅在于性格的剛毅與軟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