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這首長篇敘事詩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詩歌體裁來寫的陳情表，是他這位在職的左拾遺向肅宗皇帝匯報他探親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見聞感想。它的結構自然而精當，筆調樸實而深沉，充滿憂國憂民的情思，懷抱中興國家的希望，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和社會現實，表達了人民的情緒和愿望。

　　全詩分五大段，按照“北征”，即從朝廷所在的鳳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歷程，依次敘述了蒙恩放歸探親、辭別朝廷登程時的憂慮情懷；歸途所見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與妻子兒女團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關切國家形勢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紇兵力的建議；最后回顧了朝廷在安祿山叛亂后的可喜變化和表達了他對國家前途的信心、對肅宗中興的期望。這首詩像上表的奏章一樣，寫明年月日，謹稱“臣甫”，恪守臣節，忠悃陳情，先說離職的不安，次敘征途的觀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論國策的得失，而歸結到歌功頌德。這一結構合乎禮數，盡其諫職，順理成章，而見美刺。讀者不難看到，詩人采用這樣的陳情表的構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養和“別裁偽體”的創作要求，更凝聚著他與國家、人民休戚與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痛心山河破碎，深憂民生涂炭，這是全詩反復詠嘆的主題思想，也是詩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征。詩人深深懂得，當他在蒼茫暮色中踏上歸途時，國家正處危難，朝野都無閑暇，一個忠誠的諫官是不該離職的，與他的本心也是相違的。因而他憂虞不安，留戀恍惚。正由于滿懷憂國憂民，他沿途穿過田野，翻越山岡，夜經戰場，看見的是戰爭創傷和苦難現實，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憂慮的是將帥失策和人民遭難。總之，滿目瘡痍，觸處憂虞，遙望前途，征程艱難，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這一切，汲取這教訓。因此，回到家里，他雖然獲得家室團聚的歡樂，卻更體會到一個封建士大夫在戰亂年代的辛酸苦澀，不能忘懷被叛軍拘留長安的日子，而心里仍關切國家大事，考慮政策得失，急于為君拾遺。可見貫穿全詩的主題思想便是憂慮國家前途、人民生活，而體現出來的詩人形象主要是這樣一位忠心耿耿、憂國憂民的封建士大夫。

　　“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詩人遙想桃源中人避亂世外，深嘆自己身世遭遇艱難。這是全詩伴隨著憂國憂民主題思想而交織起伏的個人感慨，也是詩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征。肅宗皇帝放他回家探親，其實是厭棄他，冷落他。這是詩人心中有數的，但他無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澀地敘述、議論、描寫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優遇：在國家危難、人民傷亡的時刻，他竟能有閑專程探親，有興觀賞秋色，有幸全家團聚。這一切都違反他愛國的志節和愛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尷尬難堪。因而在看到山間叢生的野果時，他不禁感慨天賜雨露相同，而果實苦甜各別；人生于世一樣，而安危遭遇迥異；他自己卻偏要選擇艱難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詩人看到妻子兒女窮困的生活，饑瘦的身容，體會到老妻和愛子對他的體貼，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嬌癡，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難以來的種種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為生聚的欣慰。這里，詩人的另一種處境和性格，一個艱難度日、愛憐家小的平民當家人的形象，便生動地顯現出來。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堅信大唐國家的基礎堅實，期望唐肅宗能夠中興。這是貫穿全詩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詩人的政治立場和出發點。因此他雖然正視國家戰亂、人民傷亡的苦難現實，雖然受到厭棄冷落的待遇，雖然一家老小過著饑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現實，而是堅持大義，顧全大局。他受到形勢好轉的鼓舞，積極考慮決策的得失，并且語重心長地回顧了事變以后的歷史發展，強調指出事變使奸佞蕩析，熱情贊美忠臣除奸的功績，表達了人民愛國的意愿，歌頌了唐太宗奠定的國家基業，從而表明了對唐肅宗中興國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階級和時代的局限，詩人的社會理想不過是恢復唐太宗的業績，對唐玄宗有所美化，對唐肅宗有所不言，然而應當承認，詩人的愛國主義思想情操是達到時代的高度、站在時代的前列的。

　　綜上可見，這首長篇敘事詩，實則是政治抒情詩，是一位忠心耿耿、憂國憂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職的陳情，是一位艱難度日、愛憐家小的平民當家人憂生的感慨，是一位堅持大義、顧全大局的愛國志士仁人述懷的長歌。從藝術上說，它既要通過敘事來抒情達志，又要明確表達思想傾向，因而主要用賦的方法來寫，是自然而恰當的。它也確像一篇陳情表，慷慨陳辭，長歌浩嘆，然而謹嚴寫實，指點有據。從開頭到結尾，對所見所聞，一一道來，指事議論，即景抒情，充分發揮了賦的長處，具體表達了陳情表的內容。但是為了更形象地表達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詩中又靈活地運用了各種比興方法，即使敘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長，不致枯燥；又使語言精煉，結構緊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詩人登上山岡，描寫了戰士飲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勢態，以及那突如其來的“猛虎”、“蒼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讀者自可意會。又如詩人用觀察天象方式概括當時平叛形勢，實際上也是一種比興。天色好轉，妖氣消散，豁然開朗，是指叛軍失敗；而陰風飄來則暗示了詩人對回紇軍的態度。諸如此類，倘使都用直陳，勢必繁復而無詩味，那便和章表沒有區別了。因而詩人采用以賦為主、有比有興的方法，恰可適應于表現這首詩所包括的宏大的歷史內容，也顯示出詩人在詩歌藝術上的高度才能和渾熟技巧，足以得心應手、運用自如地用詩歌體裁來寫出這樣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頓挫”的陳情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