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炬”這個詞出于杜詩的“列炬散林鴉”，本是寫除夕守歲之后打著燈籠火把出去拜年。王國維多次用這個詞，有的是寫除夕，如《八聲甘州》的“列炬嚴城去”；也有的不是，如這首詞提到“月中薄霧”，大年三十晚上是沒有月亮的，所以顯然不是描寫除夕景色。王國維之所以用這個詞，乃是以燈籠火把的“動”來襯托六街月夜的“靜”。從“列炬歸來酒未醒”到“六街人靜馬蹄輕”和“月中薄霧漫漫白；橋外漁燈點點青”，是一種環境和氣氛的轉變，其意境頗似馮延巳《拋球樂》的“酒罷歌余興未闌。小橋流水共盤桓。波搖梅蕊當心白，風人羅衣貼體寒”。二者都是從繁華熱鬧的人間生活轉向冷清孤寂的自然景色，從中體現出內心的一種感受。“酒未醒”也就是“興未闌”，正由于興未闌，所以感覺到深夜的大街上特別冷清，只剩下馬蹄的聲音伴隨著自己。

　　“月中薄霧漫漫白”和“橋外漁燈點點青”都是現實的寫景：在月光之下，眼前所有景物都像是罩上了一層迷蒙的白霧；蘇州多水多橋，此時霧中的一切都是朦朧的影子，惟有遠處水邊橋外有漁船上的幾點燈光在這靜謐迷蒙的畫面深處閃閃發亮。這兩句，以工整的對仗構成了一幅美麗的月下風景。月下的景色是朦朧的，“酒未醒”的朦朧醉眼在朦朧的月色中捕捉那一閃一閃的光亮，由此聯想到在酒意中松弛下來的意識在自由地捕捉那一點一滴的往事。

　　由于前邊的寫景中已經有了這種隱約的暗示，所以過片的“從醉里，憶平生”就承上啟下，順理成章了。從醉里憶平生和清醒時憶平生是不同的。清醒時有許多理性考慮的干擾，所以有時候反而不夠真實；而在喝醉的時候內心完全放松，不受任何約束，說出來的才是真正的心里話。那么作者對自己平生的反省是什么呢，是“可憐心事太崢嶸”。“崢嶸”本來是山峰高峻的樣子，作者用它來形容自己理想志向的特出和不同一般。理想志向太高有什么不好，志向太高了就容易遭受失望的打擊。如果一個人的理想只是取得個人溫飽也許是容易滿足的，但實際上人除了要求溫飽之外還有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一個“士當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像杜甫，他說自己是“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稷和契都是輔佐舜的賢臣，而堯舜時代則是儒家理想中的盛世。杜甫身處安史之亂的戰亂時代，以一個“布衣”的身份而懷抱有這樣的理想，其不現實可想而知。可是他說，“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只要我不死，我就要為實現我這個理想而努力。杜甫的一生是貧窮的，直到晚年，在“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況下，他還在為國家的戰亂和人民的流離而悲傷：“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登岳陽摟》）這是“竊比稷契”的理想給他帶來的苦惱。王國維也是一個關懷人生的人，而且比杜甫更進一步，他還渴望解釋人生。然而，人生問題到底有沒有一個答案，這種思索真是自尋煩惱，是“可憐心事太崢嶸”，“可憐”這個詞用得很巧妙，因為它既有“值得憐憫”的意思，也有“可愛”的意思。因“心事太崢嶸”而造成一生的苦惱，值得自憐；為不同凡俗的理想而付出，雖苦猶甜，值得自傲。到底是自憐還是自傲，那種分辨是理性的事，現在他只是說出自己的感受，而這感覺里不知不覺地就滲透了作者清醒時意識形態里所存在的那種理智與感情的矛盾。

　　正是由于歸途中有了這種對平生的反省，所以此夜就做了一個美麗的夢，夢見自己在天上御風而行，輕而易舉地就“摘得星辰滿袖”。天上的星辰，象征著光明、高遠、晶瑩、皎潔，在現實中是可望不可即的，而作者在夢中卻能夠“摘得”，而且“滿袖”。那種達成意愿的圓滿，那種無求無待的自由，真是一個人在清醒的現實之中連想都不敢想的。一個渾渾噩噩對自己的平生從來都沒有過反省的人不會有這樣的夢；一個除了物欲與金錢之外再也沒有更高向往的人也不會做這樣的夢。可以說，“摘得星辰滿袖行”不但是對“心事太崢嶸”的一種形象化的解釋，而且流露出一種潛意識里對理想的堅持。

　　然而，“更堪”這個詞卻是一種理性的反映：高遠的理想給人的一生帶來的只有失望和痛苦。夢中的理想越是美滿，夢醒后的失望越是痛苦，所以是“更堪”——怎么能夠再受得了。夢中的意氣風發和醒后的失望痛苦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此這個結尾余音裊裊，有許多沒有說出來的東西值得慢慢地咀嚼品味。

　　全詞的那種朦朧與清醒、豪放與悵惘的結合，實際上也就是作者感性與理性的一種微妙的結合。